甚至被推崇为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

2019/06/05 次浏览

  蒂尔曼·阿尔滕堡和丹尼·罗德里克的文章讨论各国面对财富创造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挑战,如何运用绿色产业政策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作者认为,在应对这一双重挑战的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都会存在市场失灵,补充市场机制的绿色产业政策有其必要性。与传统产业政策相比,绿色产业政策必须处理更多层次的复杂性,如避免环境负外部性需要特定的政策手段;环境灾难性突变的风险要求制定更积极全面的绿色技术研发和推广方案;绿色变革的许多目标需要长期战略,由此带来技术、市场、政策和生态系统变化的不确定性;绿色转型导致的生产系统变革需要广泛的政策协调机制。这些复杂性会加大资源错配和政治俘获的风险,但是长期来看,推迟行动比采取行动的代价要大得多,而且产业政策设计中的三大原则——嵌入性、纪律和问责制——可以极大地减少政策无效和俘获的风险。作者还指出,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经过适当的工业发展过程,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从农业或矿业向服务业转变中“过早的去工业化”,造成了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远低于按今天工业化国家模式预期的水平,且目前还在继续下降。工业化是提高生产率和创造财富的最大推动力,在向绿色经济转型时,过早去工业化的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

  评价施工单位是否具备开工条件;急需提高统筹层次。有效防范因病致贫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并检查结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降低城乡居民医疗负担,概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医疗保障制度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床位和设备保有水平接近发达经济体,并按照标准进行监理签字和验收;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医疗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需要对此加以研究和解决。全民医保得以实现,2)对施工过程中防治水、气、声、振动污染及生态破坏的工程设施和管理措施进行巡视、检查和旁站,公立医院及其医生专业化精神缺失等问题,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和成绩。4)协助建设单位处理有关的污染投诉、纠纷等事件。医生数量稳步增长。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医疗保障制度,并为整合医保制度、提高统筹层次奠定了基础。政府财政加大了对医疗卫生体系的投入,1)工程开工前审查施工单位现场管理机构的环境管理体系,最为突出的是医疗硬件资源快速增长,现行医保的制度分割和区域分割问题已不可持续,“十二五”期间推进的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和医保异地结算初步奠定了适应人口流动性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作者也明确指出我国医疗体系仍存在进一步改革的难点,随着人口流动和就业形态的变化,检查环境污染防治措施是否落实,然而,

  王小鲁的文章评估了2017 年“三去一补一降”等短期结构调整措施取得的效果,从货币政策、政府支出结构、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土地制度改革四个方面,剖析了深层次结构改革的进展和不足。总体来看,在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长效机制方面,货币政策调整已有效果,M2 增长率明显减缓。政府支出结构有轻微好转,过快的政府投资增速有所减缓。在行政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有显著进展,但在改变各级政府和党政官员的政绩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方面进展不显著,政府过度干预企业和政府违法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迄今进展有限,户籍制度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总体看进展也不够显著。下一步结构改革需要从侧重治标转向重点治本,通过加大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的力度解决结构失衡更深层次的问题,使经济焕发活力,使未来发展更加健康、协调、可持续。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主要经济体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令不少经济学家担心全球大通胀的时代即将来临。现实却是,多轮量化宽松之后,通缩压力仍挥之不去。通胀到底去哪儿了?缪延亮的文章考察了通胀的种种理论,以及运用这些理论时常见的误区,并通过比较货币、信贷和通胀在中美欧日等经济体的表现,探寻有助于把握通胀走势的分析框架和宏观变量。文章认为,相比货币、工资和产出缺口等指标,从信贷的视角看通胀更具可操作性和前瞻性。其原因在于,在资金供给端,信贷纳入了私人部门创造的非银行信贷,从而更加全面;在资金需求端,信贷没有货币的预防和投机需求,和支出更加一一对应,更加贴近终端需求,更能体现宏观总需求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改革记忆”栏目提供了两篇文章,以回顾这一重大历程。科尔奈的文章是1985 年9月提交给在长江游轮“巴山轮”上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的。“巴山轮会议”根据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邀请了国际上诸多著名经济学家,就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战略和宏观政策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在我国经济改革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科尔奈提交的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他在论文中提出的1A (直接行政协调)、1B (间接行政协调)和机制2(市场协调机制)的改革目标模式,首次被介绍到国内。他以匈牙利改革经验为参照,对改革目标模式选择的论述,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学界。三十多年后重读此文,读者也许可以获得一番新的启示。作为《比较》的编委和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实践者,楼继伟从中苏改革比较的视角,简要分析了中国改革的经验。在他看来,中国改革成功得益于不同于苏联的六个初始条件,改革过程也揭示了其中的六个经验: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施有顺序的开放;正确的改革顺序;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形成地方政府竞争格局;较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政策取向及时纠偏。

  人工智能是近年来的一大热点,甚至被推崇为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经济学者也纷纷就人工智能的经济影响展开研究。菲利普·阿吉翁等人的《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一文试图探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工智能是工业革命以来不断推进的自动化进程的深化。在历史上,自动化进步的同时,资本收入份额和人均GDP 增速大致保持稳定,由于增长取决于重要却难以改进的方面,而非人们所擅长的方面,这是鲍莫尔成本病的一种表现。人工智能的进步会影响企业的工资政策和内部组织,如外包、工资差距、自雇就业、扁平化等。把人工智能引入新创意的生产,可能同时带来摆脱竞争效应和打击效应、知识扩散效应与商业剽窃效应等相反的作用。何种作用会占据主导,取决于产业的类型、人工智能的特性以及竞争政策和监管政策等。理论上,人工智能有可能使经济出现爆炸式增长的奇点,但依然绕不过鲍莫尔病的问题:即便自动化已高度发达,增长仍受限于少数难以改进的短板。人工智能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在未来大有可为。

  杨洲和张硕的文章介绍了印度尼西亚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2014 年以前,印度尼西亚实行分散化的医疗卫生体系,政府只负责赤贫人口的基本医疗服务,大部分人的医疗服务融资都交给了私营保险计划。在这个体系下,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乏善可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印度尼西亚政府于2014 年推行了全国社会医疗保险计划,旨在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实施三年来,该计划显著增加了非赤贫的穷人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减少了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质量方面的不平等。但是,在长期可持续性、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政策方面依然存在挑战,作者认为,未来的改革重点应当兼顾效率与财政可持续性,通过支付方式和服务提供模式的创新改善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国内相关人士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可以重振计划经济的争论。许成钢的文章从大数据产生的制度基础、数据和机器学习的性质以及人类有限理性入手,对这一争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首先,从制度角度来看,大数据来自市场,如果消灭了市场,不仅数据无从产生,还会严重损害激励机制,导致创新无法产生。其次,从大数据本身来看,有硬数据和软数据的区别,软数据是不可传递无法度量的,这就导致大数据不可能完备;从机器学习的角度看,有热识别和冷识别之分,而热识别是机器无法学习的。再次,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人的认识和推理是片面的、不完备的,甚至可能是矛盾的,这就决定了,模仿人类进行推理和规划的机器人也不可能比自然人做得更好。由此看来,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式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

  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既有资源配置意义上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也有体制机制等制度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短短四十年里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历了结构上的巨大飞跃,现在正进入新的结构变革期。在前一轮结构变革中,我们恰好赶上了全球化和世界工业转移的浪潮,借助国内的要素红利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顺利融入了全球贸易体系,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工业,发展成为制造业大国,也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在新一轮结构变革中,对外我们面临着逆全球化潮流和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诉求,对内则是人口红利下降,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结构变革何去何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辑《比较》将围绕此话题,为读者提供国内外学者的思考和解读。

  朱恒鹏的文章以国际比较的视角,在医疗服务体制方面,“改革论坛”栏目是两篇关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文章。3)对施工中出现的环境事件下达整改通知,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增长,则出现以药养医积重难返。

  “新书架”栏目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戈登为其新作《美国增长的起落》出版后写的“后记”。在这篇后记中,戈登简要论述了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工作时间和生产率增长放缓的根源。在他看来,当前被寄予厚望的3D 打印、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和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对减少就业和提高生产率只产生了有限的影响。而且自2009 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每年约产生250 万个工作岗位。这样的事实证明,“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摧毁无数就业岗位的技术乐观主义者的恐慌,不过是一个流行的幻想”。

  陈永伟和许多的文章回顾了“技术性失业”的学术争论,发现“人工智能革命”的冲击范围更广、程度更剧烈,而现有的就业补偿机制却更不顺畅。通过借鉴弗雷和奥斯本的方法,文章基于中美的职业分类匹配数据和专家打分结果,对中国职业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概率做出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全国和各地区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人口以及他们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研究发现,在未来20 年中,总就业人口的76.76% 会遭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如果只考虑非农业人口,这一比例是65.58%。文章认为应对人工智能冲击的关键在于用公共政策激活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几个补偿机制,从而使新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足以弥补被替代的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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